黄火青靠边站每月发60元给陈锡联写信希望安排工作不见回音

  通知由周总理亲自发出，很简短，却很急迫。通知里要求，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立马动身前往北京，不得有误。

  黄火青嗅到了风雨欲来的味道。他立马放下手中工作赶到北京，然后在周总理的庇护下平安度过了两年。

  两年之后，迟来的“铡刀”还是落下了。黄火青被喊去靠边站，每个月发60块钱，什么也不用干。

  这老人非常奇怪。他平时不出门，也不与人交谈，就沉默着在院子里侍弄花草，浇水种菜。有时候天气好了，他还会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门口，像一尊雕塑一样，一坐就坐一天。

  周围的邻居见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，曾找上门想问候一下他，结果被周围凶神恶煞的守卫给吓了回去。

  久而久之，就没有人敢多管闲事了。那个老头子，指不定是犯了什么事儿，被关在这里的咧，还是不要沾染为好。

  于是，那位老人就在“与世隔绝”的情况下，孤身一人看着草木枯荣，度过了四载春秋。没有人知道，他不是什么“犯人”，而是一身功勋，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的伟大革命者。

  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。虽然挂着“地主”两个字，但他的父母和好逸恶劳的地主一点儿也不像。

  黄火青的父亲黄启程精通中医药知识，经常为父老乡亲看病开药方。黄火青家中的墙上挂了上百种草药，这些都是他和父亲一起上山采的。

  黄火青的母亲叫张同勤，为人善良，乐善好施，是革命的坚定支持者。在那个危机重重的年代，有些地下党员在家中待不下去了，就来投奔张同勤，张同勤每次都亲切接待，给他们打掩护。

  在张同勤的影响下，黄火青的兄弟姐妹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至于黄火青，他小时候调皮得很，十足十的“孩子王”，你和他说革命，他也不懂。

  不过，黄火青还是正儿八经地接受过爱国教育的。那是1909年的一天，八岁的黄火青坐在学堂里听国文老师讲课。

  老师姓李，喜欢读书看报，经常把从报刊上看到的消息跟学生们说。这一次，他说的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事情。

  小孩子们不了解什么是列强，也不明白中国被瓜分意味着什么。李老师就打了一个比喻，说那些外国人要像吃西瓜一样，把中国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全部吃掉。

  后来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封建帝制被推翻，中国却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。对此，黄火青感到很厌烦。

  一方面，他厌恶朝自己人开枪的中国人，厌恶战争。另一方面，他佩服孙中山，懊恼自己的无能，很想学点啥东西，改变这个该死的社会。

  1926年3月，在领域折腾了好几年的黄火青“转正”，成为一名员。表面上，他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，暗地里，他却是负责发展组织，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工作的党员。

  这时候的黄火青还很青涩。所以，他入党后不久，就被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，学成之后编入中央独立师补充营。

  在补充营的日子里，每天天不亮，黄火青就要和战友们一起上早操。然后，他们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吃完早饭，再揣上两个馒头，背着枪去打野操。

  除了锻炼体魄之外，军事理论和思想政治也是必修课，黄火青就算再累，也要咬紧牙关嗷嗷学。

  这种“文武双管齐下”的生活，持续了一个月。也正是这一个月的学习与锻炼，为黄火青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基础。

  三年后，黄火青回国，在红十四军一团担任团政委兼团参谋长。这段时期，是他第一次正面面对战场和死亡。

  黄火青至今还记得那一次战斗。那天，他和团长秦超带着团部去执行任务。途中，他们遭遇了一股敌军。

  秦超是黄火青的好友，他们一起入党，一起去苏联学习，一起在一团并肩作战。此刻，他们面对尸山血海，却依然肩并肩，一步不退。

  枪声停歇的那一刻，整个战场已经见不到一个站着的人。秦超壮烈牺牲，黄火青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，最后被路过的老百姓救了，才捡回一条命。

  类似这种生死险境，黄火青遭遇过多次。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还曾跟随西路军远征新疆，在抗日烽火中为救亡图存奔走。曾经讨厌打仗的他，已经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部，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黄火青被调到天津主持工作。作为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、反动派和封建势力把持的地区，天津可谓是问题重重，各种积压已久的社会隐患蠢蠢欲动，说不定何时就爆炸了。

  黄火青接到如此重任，一点也不敢马虎。他先是打入群众和工人之中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，然后团结知识分子，把原本一盘散沙的社会各阶级，“捆”到了一起。

  人心齐，好办事。接下来，黄火青根据天津的真实的情况，着手推动经济改革。一方面，他全力发展商品经济，将企业改造、扩建、整合、重组，另一方面，他严厉打击非法经营、投机倒把、哄抬物价的行为，重塑经济秩序。

  一连串的措施下，天津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。这段宝贵的工作经历，也为黄火青后来主政辽宁打下了基础。

  辽宁和天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对此，黄火青经过一番实地调研，决定先发展辽宁的优势产业，再以点带面，推动发展的车轮。

  事实证明，黄火青的举措是正确的。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，辽宁的发展都是稳中向好。然而，就在黄火青的事业渐入佳境时，意外发生了……

  1967年，周总理为保护黄火青不受到动乱的伤害，将他送到北京的中组部招待所，严密保护起来。

  这段时期对于黄火青来说，是难得的悠闲时光。他是个耐得住寂寞的，说不出去就不出去，每天就读会儿书，看会儿报纸。兴致上来了，就练练字，写几篇散文。

  有时候，感到无聊了，就在屋子里走动一下。或者，拿着扫帚扫地，拿着抹布擦桌子擦窗户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就当是健身了。

  这种平静无波的日子，持续了两年。1969年，黄火青又回到辽宁。不同的是，上一次他是去上任的，而这一次，说好听点是“靠边站”，说不好听点，就是幽禁。

  这个寺庙很清静，还附带一个大院子，黄火青很满意。每天早上，他会在院子里运动一两个小时，吃过饭后就读书写作。其余时间，他什么都不干，就在门口枯坐大半天。

  昔日纵横沙场，叱咤政坛的大佬，竟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孤独寂寥的生活。这其中转变，固然和黄火青宠辱不惊的心性有关，但更多的，却是对现实的无奈。

  在黄火青心里，他能不能继续当官不重要，一个月领着六十块钱，无人问津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有些问题必须搞清楚。他行得正坐得端，没有一直背着黑锅的道理。

  纠结良久后，黄火青给司令员陈锡联写了一封信。信中，他表达了将所有问题都搞清楚的想法。并说，等他们都得到澄清了，希望陈锡联给他安排一下工作。

  到时候，还能不能做省委书记，他不强求。具体做什么工作，也全凭陈司令安排。哪怕当一个普通的职员，也没有关系。

  黄火青还在信中写，希望有机会能和陈司令当面谈一谈。陈司令如果太忙，派个代表和他谈也可以。

  沉寂了四年之后，他越发想念在一线奋斗的那些日子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明白自己很难再回到国家建设的第一战场。所以，他想要的，其实是一个确切的答案，一个苦等已久的真相。

  然而，黄火青做梦都想要的答案始终没传过来。那封信像是泥牛入海一般，再无回音。陈司令收到那封信了吗？他是什么想法？黄火青再也没机会知道了。

  眼巴巴地等了几个月，黄火青放弃了。他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到了，闷闷不乐了好几天。消极的情绪之下，他开始思念家人。于是，黄火青写给儿子的信，被送出了院子。

  为什么是送出院子，而不是寄出去呢？因为它半路就被拦截了，根本就没有寄出去的机会。不仅仅是这封信，写给陈锡联的那封信，也没送到陈锡联手上，自然也就没有一点回应。

  黄火青是很久之后才知道信的真相。他没有歇斯底里，也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  大概是失去了所有希望，黄火青的内心空落落的，就连读书和写作都不能填满他的空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迷上了种地。

  黄火青早年跟着南征北战，身子骨很强硬，种地不在话下。他扛着锄头，在院子里开垦了一片田地，种起了瓜果蔬菜。

  从种子到幼苗，再到缀在绿叶中的小花，挂满枝头的硕果，这些都让黄火青成感到幸福和满足。

  大自然总是擅长给人疗伤。在和植物对话的那些日子里，黄火青获得了久违的，内心的宁静。他不再执着于一个真相，而是专注当下，活好每一天。

  1973年，黄火青离开朝阳寺，前往盘锦的某处农场。好家伙，这下真的是“专业对口”了。

  到了农场的黄火青彻底释放爱种田的天性，从早干到晚。在农场里，他不仅种了白菜、萝卜、茼蒿等蔬菜，还种了玉米，日子过得不亦乐乎。

  时隔八年，再次踏足这里，黄火青心态很稳。他依然重复着之前的生活模式，看书写作读报，健身。哦对了，还要再加一项：去田间地里劳作。

  过了一段时间，黄火青写信给周总理，表达了要工作的愿望。虽然躺平很舒服，但他可是一个党员，一名老红军战士，一直躺平怎么行？

  这一次，信件没有被拦截。没过多久，的回信就来了。她说中央会考虑黄火青的诉求，让黄火青再等等。

  1978年，黄火青重回一线，被分配到了一个全新的岗位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，可谓复出即巅峰。

  当然了，这个职位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略有不同。它主要负责整顿期间乱成一团的检察工作，同时做好组织建设、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，发展社会民主，健全社会法制。

  总而言之，检察长的工作又多又杂，任务非常艰巨，工作量也不可谓不大。为了尽快拨乱反正，黄火青每天都埋在一米多高的文件堆里，熬夜处理事务，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。

  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四年之后，黄火青才将各项工作都扳回正轨。同时，他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、检察制度和法制建设，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，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。而此时，他已经81岁了。

  1983年，步入耄耋之年的黄火青退居二线。年老的他变得念旧，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岁月。

  前文提到的秦超大家还记得吗？黄火青83岁时，秦超的家乡——南通市海门县重修烈士陵墓，黄火青得知战友的安息之地要“装修”，特意赶到海门，亲笔写下了“秦超烈士墓”五个大字。

  黄火青回家乡时，也总是很喜欢和小朋友们讲长征路上的故事。告诫他们不要忘了先烈的牺牲，如今的幸福生活，都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

  说到这儿，就必须得说黄火青身上一个很有趣的特质。他对外从不自称他是什么省委书记、检察长。向别人介绍自己时，他的名字前面只有两个前缀：红军老战士和员。

  在黄火青眼里，官职都是虚的，无需过多计较。他的精神，他的内核，都源于红军和，这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。

  1999年，99岁的黄火青驾鹤西去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家人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里迁出，葬在石鼓山山脚下的一处石头缝里。

  黄火青曾说：“如果人死后都要选个好位置，都要堆个大大的坟墓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的后人就没有土地可耕了，死去的人怎能跟活人争地呢？”

  他下葬的那一天，阴沉的天空飘起了小雨，风把雨丝吹得歪歪扭扭，奏起一曲挽歌。山脚下的石头缝里，骨灰盒安安静静地待着，任由一抔抔黄土洒下。

  没有坟，没有碑，不占用耕地，也不争夺草木生长的空间。黄火青去世之后，都还在用他独有的温柔反哺这块养育他的土地。

  后来，枣阳党史办和民政局在当地老百姓的强烈要求下，给黄火青立了一座碑。这座碑很矮，只有73公分，不及当地正常墓碑的一半。

  墓碑正面写着“黄火青之墓”，墓碑背面则是黄火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词：“红军老战士”。

  此后很多年，因为黄火青的存在，石鼓山游人不绝，成为当地著名的红色景点。每年的清明节，群众都会自发去祭拜黄火青。

  有的人死了，却还活着。黄火青即便埋骨黄泉，但对于枣阳人来说，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，他依然鲜活地存在着。他就像高悬在夜空中的星辰，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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